施加压力。”塔茨伯利皱起脸，狡猾地一笑。“我说，你们两个是老朋友，实际上是，维克多很喜欢你，想帮我个忙。所以如果有人问起，你得给我圆谎。”

“你这个不害臊的老不死，”帕米拉说着，脸涨红了。

“好啊，说的那些，还都是真话。”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必须去机场了。韬基，帕米拉有很重要的消息。”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嗨，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在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发上挽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呵！是听，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以后他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罗索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象以前那么友好了。

“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象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锨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象纽约人。

罗索夫斯基终于往旅馆给亨利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很兴奋。“好啊，上校，明早天一亮行吗？请到外交部来，穿暖一点，带上雨衣和好靴子，准备去三四天。”

“好。那姑娘也去吗？”

“当然。”听这个俄国人的口气好象有点惊奇，同时也有点不高兴。“问题就是她。我们愿意完全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但办起来真不容易。我们俄国姑娘经受战争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外国女士们就吃不了这个苦。尽管如此，我们都认识塔茨伯利小姐，她长得很漂亮，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忠实的友谊。一切都安排好了。”

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计较这种开玩笑的、甚至有点象嘲笑的语调，没再辩解。“很感谢，我准时到。”

他们从莫斯科冒雨向南行驶，整个早晨都跟着隆隆之声不断的一长列军用卡车前进，只有到一个截击机场参观时才停下来。机场就在首都城外的森林里，巧妙地掩蔽着。这辆小黑轿车，俄制－1号，外表和机器声音都很象一九三年的福特车，车小人挤，特别是车厢里还放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箱子、纸包等。大约走了一百英里，陪同他们的主人建议停下来伸伸腿，吃午饭。这是一个面色温和、戴眼镜的坦克兵上校，有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鲍弗里-安菲季耶特洛夫。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德国的炮声。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魁伟、红胡子修得很短、不爱讲话的士兵。他把车子开进一条古树成行的岔道。车子在收割干净的田地与桦树丛林间转来转去，远处可以看见两间白色的乡间房子。最后到达野树林的尽头，进入一个阴暗的小巷。他们下了车，上校带着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个树荫下面长着草的小坟堆前，坟前放着鲜花圈。

“噢，你们知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乡村领地，”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里叫雅斯纳雅-波良纳。那里是他的坟。因为路过这里，我想你们可能对此有兴趣。”

塔茨伯利望着低矮的坟堆，带着他很少有的那种肃穆的语调说：“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没有碑？”

“他让这样做，他说：‘把我埋在树林里，埋在我童年时代与尼古拉哥哥做绿棍游戏的那块土地下，’“安菲季耶特洛夫低沉的声音听起来粗犷而响亮，压过了从黄叶滴下的雨水声。

维克多-亨利仰首侧耳，眼睛瞧着上校，他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不规则的轻微重击声，就象雨水滴在草上一样。上校点点头。“是啊，风向顺的时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啊，炮声？”塔茨伯利说，显得十分镇静。”

“